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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3 11:17:10 来源: 大河报(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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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撞宝马车留道歉信的新密学生找到啦!车主送万元助其学业)

郑州学生撞宝马车留道歉信 车主送万元助其学业

作者:马勇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2016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 20161 期 第 1-6 页

就中国历史学进展而言,“革命叙事”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构成问题,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重评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叙事”渐有式微之势。至“告别革命”说出,①“革命叙事”绝地反击,夺回了部分话语权。不过,这场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一、革命叙事之发生

“革命”有广狭之分。广义上的革命,指事物发生根本性变革,是质的飞跃;狭义的革命,主要指社会的、政治的革命。在古代中国,“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周易》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觉得有强辩意思在。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汤武式的行动在古代中国并不被认同,更不会获得支持。汉景帝时,齐人辕固生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②讨论革命不涉“本朝”时,还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一旦置换为“本朝”,就是一个极端敏感问题,关涉正当性,于是汉景帝果断取消了这个讨论。

汉景帝是对的。汤武革命,刘邦革命也都是对的,但汉王朝政治统治已成事实,继续强调革命正当性、合法性,总觉得不是滋味,因而此后两千年,历代王朝尽管许多依然是汤武、刘邦式的夺取政权,但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同革命,认同造反,但凡在自己统治的王朝发生类似事件,无不以“寇”、“匪”之类名词妖魔之。

直至孙中山出,“革命”渐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新词。这是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也是后来国民党史观建构的基础。③由此检视国民党主导编写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都与正统史学渐行渐远④,清政府、满洲贵族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孙中山、革命党成为救世主,晚清叙事逐渐脱离正统史观、王朝史观,叙述主线不再以统治者活动为主,革命者、造反者成为新历史叙事中的主角。⑤

站在“汤武革命”立场上,孙中山控诉满州异族政权对汉人三百年压迫,以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做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⑥“革命”成为中国发展的唯一选项,这是“革命叙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革命叙事”之主旨

“革命叙事”与20世纪全球范围民族主义运动相吻合,因而迅即获得知识界认同,并将朦胧中的“革命叙事”体系化,填充丰富内容,至民族主义革命高潮,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大致成型:“由1840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⑦

这是李大钊1926年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它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地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李大钊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他的看法只是一种天才般的猜测。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怎样接纳不期而遇的“西方”,进而就是中国能否向西方学习,步入全球一致的发展轨道。回望十九世纪全球史,整个东方实际上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作为先发的西方国家,他们来到东方固然不是传教士自诩的那样拯救人类,传播福音,资本的输出、市场的开拓,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因而如果将这些活动一概归为帝国主义,李大钊的朋友胡适就很不赞成。⑧胡适指出,“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⑨胡适竭力反对革命的路,反对革命史观、“革命叙事”,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推动中国转型。

渐进改良或许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这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以来知识人最期待的路。但20世纪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中国循序渐进。期待往往落空,期待改良,却引来了革命,革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这是历史事实。

接续李大钊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有华岗。华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兼具知识人情怀。1931年,华岗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41年出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9年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华岗系列作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它回溯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的进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既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无产阶级。

基于这样的理路,华岗那一代倾向“革命”的史学家,大致接受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以为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中国由封建社会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⑩、李达、瞿秋白、张闻天、吕振羽等,都有比较细致的论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环境中,近代中国几乎所有事件、人物,都有了很不一样的含义。比如,1898年发生的变法与政变,原本只是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权利分享的和平变革、改良主义,与革命毫无关系,但在“革命叙事”者笔下,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改革领导者没有群众基础,没有革命意识,只是幻想、祈求点滴改良,因而注定失败。(11)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文不对题,但在当年确是严肃认真的讨论。

三、“革命叙事”之定型

1930年代,“革命叙事”还属草创阶段。各方面知识人对这个叙事充满怀疑,胡适说:“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如说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那么难道帝国主义来之前的中国不贫穷吗?又比如说中国的混乱是由于帝国主义操纵军阀,那么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受何国操纵?今日蒋冯阎大战又受哪一国操纵?“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食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12)

梁漱溟并不认同胡适对“革命叙事”的责难,但对胡适“反对今之所为革命,完全同意”。他也认为“革命叙事”过于“轻率浅薄”,“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并不足以解释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13)

用胡适的名言说:“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14)草创期的“革命叙事”能赢得学界大佬反对,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认同者、追随者,足以显示“革命叙事”的生命力,意味着具有修正、完善,逐渐定型的前景。

使“革命叙事”最终定型并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的,有很多因素很多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理论思考是一个方面,延安、重庆那时“进步知识界”的讨论也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范文澜、胡绳,他们两人将这个模式渐次用于近代史实证研究、具体表述上,用事实证明了“革命叙事”的效用。

范文澜与毛泽东、梁漱溟同龄,均较胡适小两岁。范文澜是蔡元培的同乡,在蔡元培执掌北大校政时毕业,任蔡校长私人秘书,与毛泽东结识,由此建立深厚友谊,影响了后来历史发展。在北大读书时,范文澜追随黄侃习《文心雕龙》,为章太炎再传弟子。又从陈汉章、刘师培习经学,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基础,在儒家经学、中国历史、文学诸领域均有非凡成就,为章门第三代传人中的佼佼者。抗战初起,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一面教学,一面从事救亡运动。1940年初抵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那时,正值整风运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因为这种契机,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编写一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

毛泽东的建议唤醒了范文澜的学术兴致,也为范文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用武之地。范文澜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读中国历史,并尝试建构一个全新体系。194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第一卷,他计划用三卷篇幅重写远古至当代中国历史。按照计划,第三卷为鸦片战争至义和团时期的历史,后将第三卷单独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充分吸收了前此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蒋廷黻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极强的批判意识,蒋廷黻的研究成为范文澜的靶子,蒋廷黻的学术框架、学术资源,也就自然成为范文澜批判性吸收的对象,因而在范文澜的许多讨论中,都可以看出蒋廷黻讨论的“倒影”。

蒋廷黻说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开关时刻只顾及自己清誉,明知中国没有办法与英国人开战,也知道不应该与英国人开战,但仍旧不愿向朝廷建言。接替林则徐的琦善则不然,他对西方知道的并不比林则徐多,但他知道中国不应以强硬对英国,知道通商贸易并不仅仅利于英国,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琦善那几个外交家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虽说让中国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

范文澜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的苦难,中国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痛定思痛,回顾往事,范文澜依然愤愤不平,以为鸦片战争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强国殖民扩张的产物,英国殖民者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驾驶着新式运输工具,带着可怕的杀人武器,还有那精美且廉价的纺织品,前往远东开辟市场。他们不允许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闭关自守,不允许中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

当然,范文澜并没有颂扬中国的孤立主义、闭关锁国政策。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老大封建帝国,由于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自然经济性质,中国没有办法迅速满足英国纺织资本家的要求。中国不愿意开门,英国不让中国关门,于是战争。范文澜谴责英国为了维持巨大的鸦片贸易利润不惜战争,这充分体现了强权即公理的资本主义文明。

范文澜赞扬林则徐的抵抗,推许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是清代晚期维新运动思想先驱,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个评价与蒋廷黻的看法正好相反。蒋廷黻说林则徐不肯牺牲个人清誉与时人奋斗,是一个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伪善者”。而范文澜认为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因而愿意抵抗,愿意将英国势力拒之门外。

对于蒋廷黻称许的穆彰阿、琦善等外交家,范文澜始终不愿认同,以为这些人的妥协就是投降,就是卖国,就是与外国勾结。在范文澜看来,假如不是穆彰阿、琦善等人妥协主义影响,中国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所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对穆彰阿、琦善,以及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一路骂过来,以为就是这些投降派阻碍了中国进步,将中国一步一步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对近代中国一切反抗外国侵略的力量,范文澜发自内心赞美,以为此乃中国不亡的根基。他称赞三元里抗英,称赞太平天国,称赞义和团,赞美一切造反者、反抗者。这个叙事从根本颠覆了先前近代中国历史认知,标志着“革命叙事”成型。

与范文澜稍有不同,胡绳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15)

据《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七版序言,这本20万字的作品在1996年前四十年间仅人民出版社就印过六版,并相继翻译成英、俄、德、西,及日文出版,其影响力由此可见。在《北京六版序言》,胡绳描述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写作背景。他说,1947年的中国,是中国政治大变动前夜,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已进入一个伟大转折时期,用毛泽东1947年12月的话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6)胡绳说,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提示,解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在成书前,曾交上海左翼刊物发表。

胡绳认为,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不科学,不历史,“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17)这是作者的自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普遍的看法。

由于历史条件制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只写到1924年。又由于作者那时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具有青年写作者的普遍弱点,掌握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时间也比较匆忙,因而疏漏以及论述不充分在所难免。评论界对这本书有褒有贬,在充分肯定其原创性同时,也有人善意指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对于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予说明,留存有一些概念化的分析缺陷。(18)

范文澜、胡绳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将“革命叙事”定型化、经典话,必须承认在1949年之后,“革命叙事”取得了压倒一切叙事模式的绝对优势。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后果:一个多元的历史理解渐行渐远。

其实,从大历史叙事说,革命与改良相对待而存在,都是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事件。但社会进步主要凭借改良,也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们提供适度保守,适度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但有些时候,革命又不得不发生,没有革命的推动,旧势力不愿自动退出,旧体制无法改良。革命,是一种非常手段,又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得已的手段。因而,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往往交替发生。一个理想状态,大约像冯友兰的期待,大致维持革命与改良适度紧张与平衡,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19)

“革命叙事”是一个伟大创造,居功甚伟。但一定要谨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与其他一切叙事模式一样,都是为了“说话方便”,并不代表历史本身,更不是一切历史。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叙事,依然需要学界同仁不懈努力。

[收稿日期]2016-01-15

注释:

①《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

②《汉书》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1896年12月3日香港出版的《支那邮报》有论云:“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页)

④冯自由说:“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天理教,道光三十年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自序》,《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⑤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⑥《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

⑦《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⑧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⑨《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⑩据研究,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完整概念进行表述的为何干之,见何干之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12)《答梁漱溟先生》,《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14)《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第571页。

(15)《香港初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96年版,第7页。

(16)《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北京六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4页。

(18)《北京四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6页。

(19)《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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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宝马车主薛先生来开车时,发现道歉信和钱后,被该学生的诚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深深打动,产生了想资助该学生的念头。2月8日,薛先生找到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希望民警帮忙寻找“交通肇事逃逸者”,将钱还给对方。

李天奕 本文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作者:李岚 责任编辑:黄家第_NNB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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